瓷塑，五彩，胎体较薄。整个造型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坐于椅台上。头戴花冠，面目慈祥，黑彩涂绘表示头发，发半露，梳鬏。黑彩绘眉眼，红彩点唇。额心点绘有红色太阳花，两眼梢各有一红色妆饰。鬓两侧有细细的发绺垂下。身着着左衽红白花绿边的广袖衫，里面穿红色绿边右衽内衣，仅露领口。脖子上带有大花状挂饰的金项圈。下身穿红花白裙，裙腰高提，束于胸下，黄板革带紧扎，交袖抄手。裙前有红边绿色垂绦，足蹬白舄。通高31.4厘米、底长10.3厘米、底宽10厘米、肩宽7.6厘米。1973年成武县吕台遗址出土。

 青铜器是由青铜合金（红铜与锡的合金）制成的器具，诞生于人类文明时期的青铜时代。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铜锡合制的青铜器物，简称“铜器”。青铜壶大都是容酒器，也有汲水、注水和盛水的壶。该壶为春秋时期容酒器，整体呈背篓状，青铜质，子母口，束颈，颈部有二系对称,弧腹，呈椭圆状, 腹部有一系；颈部至下腹部饰背带状纹，下腹部饰有三层纹样，上层饰饕餮纹，中层饰蟠螭纹，下层为蟠虺纹，底部微凹。通高26.6厘米、口长11.1厘米、宽9.7厘米、腹径19.9厘米、底长12.3厘米、宽9.7厘米。2004年出土于文亭山遗址，为陪葬器。

宋代制石，石灰岩质。虞世南撰并书，王旦书碑额。碑高209厘米，宽89厘米，厚24．5厘米。圆首。碑阳正文阴刻楷书32行，满行66字，字径高2厘米，宽2厘米，共2040余字。此碑没有碑座，应该是镶嵌于墙壁之上的，碑体残缺，局部碑文剥落。
   该碑原是成武县文庙内之物，文革时期被县副食品加工厂用于做糖块的砧板，后又改用于机座(现碑体上留有8个直径1厘米当时为稳定机座时打的穿）。弃用后被县剧团当作门口的接脚石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被追回入藏成武县文物管理所。
   虞世南(558～638)，字伯施，是唐代文学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。越州(浙江省)余姚人。善书法，与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薛稷称“初唐四大家”。其所编的《北堂书钞》被誉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。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撰文并书写。原碑立于唐贞观初年。楷书35行，满行64字。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，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，及修缮孔庙之事。此碑书法用笔俊朗圆润，字形稍呈狭长而尤显秀丽。横平竖直，笔势舒展，一片平和润雅之象，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赞赏，但此碑立后不久即毁。现存摹刻有二：一在西安碑林，称“陕本”或“西庙堂碑；一在成武，称“成武本”或“东庙堂碑”，该碑无刊刻年月。清代书法家，金石学家翁方纲跋云：“成武县学虞书庙堂碑，不著上石岁月，以欧阳集古及鲜于困学二家之言考之，知陕本泐于北宋时。而陕北泐处，此具有之，则非宋后刻也。”又据元末虞堪序云：“定陶河决得之，此序在至正二十六年，尤可证也，且行次位置与陕本不同，而相王间误多臣者，亦可证原本王下当有臣字，是从唐初本摩无疑耳。”又甘杨声跋曰：“西安本即今贴肆所售者，此本为朱莲亭宰城武的所赠，行次空格与西安本不同，相王旦相字下妄添一臣字，其余有西安本已泐而此本末泐者，计多185字，笔音更觉韶秀。”可见该碑为摩唐初本，宋刻，似无容疑。

作于清康熙已巳（公元1689年），绢本。纵195厘米、

横97厘米。周硕，贵州盘水人，清初画家，擅画牡丹。设色没骨彩绘，工写兼致。

画面采用红、黄、白、粉、绿、紫等矿物质颜料，所绘牡丹至今仍艳丽如初，光彩

夺目。牡丹花朵千姿百态，雍容华贵，富丽堂皇；枝干峥嵘傲立，疏密有致，反转

向背，姿态各异。右上款署“康熙已巳春仲  盘水周硕写于绿怡轩中”。朱文印一方。

陶器是汉代主要的生活器具，多用于储藏器或作为随葬器物等用途。制陶手工业在汉代得到很大的发展，主要表现为泥料的选择和配制越发精细，无论是泥质陶还是夹砂陶，无论是饮食器具还是储藏类巨型用具，都比较精细，成型规整、实用。该枕为泥质红陶，整体呈卧虎状，正视为椭圆形平面呈缓平状，中部稍凹。除底部外，其余均饰绿彩，内空，外侧中部有一圆形孔洞。通体线条流畅，匀称优美，造型逼真精致。长37厘米，宽14厘米，高10.1厘米，为东汉生活用具。